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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世佑:清史编撰的两难抉择与希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87 次 更新时间:2005-01-15 16:40:23

      进入专题: 清史  

      郭世佑 (进入专栏)  

        

        “正史”乃我国特有的一?#27835;?#21270;现象。后世为前代修史,私著变官修,迄于清代,迄于《明史》。清朝既是我国最后一个帝制皇朝,也是全方位为今日中国提供过厚实遗产与资源的一个皇朝,后人虽?#23567;?#28165;史稿》,却尚?#27425;?#23427;提供一部可同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所谓“正史?#20445;?#30343;朝“正史”的文化工程由此残缺。就此而言,倘若借助于政府财力与史家学力,在《清史稿》的基础?#24076;?#26032;编一部填入“正史”的《清史》,堪称必要。再说,如今大众传媒对紫禁城的“戏说”已近乎泛滥成灾,历史果真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大姑娘。如果通过清史编撰,变“戏说”为细说与实说,提升民众之于历史的鉴赏水准与文化素养,亦属必需。

        

        无论是官方认可的“正史?#20445;?#36824;是风格各异的私家论著,资料储存的丰富性与?#26082;?#24615;,解释历史现象的中立与适度,均属衡量史书质量的关键所在。在目前关于清史编撰问题的讨论中,体裁问题面临两难抉择。现代章节体?#20504;?#32447;索分明,主次?#34892;潁?#21490;学主体可以驰骋万里,取舍自如,符?#31995;?#20195;学术发展之大势,但主观性较强,保存资料的容量有限;传统纪传体?#20504;?#23481;量较大,便于储存史?#24076;?#28982;而,诚如章学城所言,“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20445;?#36824;有张扬“帝统?#34180;ⅰ?#20026;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复古之嫌。

        

        窃以为,任何体裁与体例都有其相应的局限性。新编清史究竟用?#35009;?#20307;裁比较合适,当取决于对新编清史的定位。既然清史是作为?#26377;?#20108;十四史的“正史”性文化工程而被提上日程,又是为我国最后一个帝制皇朝修史,当以体裁的连续性与资料的丰富性为首要目标,职是之故,应以纪传体为宜。

        

        对于纪传体中的“本纪?#20445;?#20154;们批评较多,认为它是崇尚帝制体系的正统史观与等级史观所致,充斥着“封建糟粕?#20445;?#24212;予废弃。其实,再?#30784;?#26412;纪?#20445;?#24182;不等于就是承?#31995;?#29579;时代的“正统?#20445;?#21516;复古?#30343;裁?#20851;系。这是因为:第一、今人已告别和厌倦帝制是一回事,专制帝王之于帝制时代的核心地位与功能的存在是另一回事,倘若带着反满战士与民权先驱的激情去修史,求真云云便无从谈起;第二、年号也是历史形成的,清朝与明朝一样,一个帝王用一个年号,时序分明,?#38405;?#21495;为单元?#31363;?#21382;史,这本身就是历史,如果新编清史采用年号顺序,既遵守时序,又尊重历史,未尝不可。再说,司马迁当年创立“本纪?#31508;保?#26410;必有那么多所谓“封建糟粕?#34180;?正如清末史?#39029;马?#23480;《独史》一文(《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所云:“夫纪非尊称也。太史公作纪传世家,有年可纪曰本纪,有家可述曰世家,无年可纪、无家可述曰列传。而后世以本纪世家为君臣尊卑之分,?#21069;?#21490;之作俑也。”只因后人误解了司马迁,?#25490;?#35780;他不该把未曾建成帝业的项羽列入“本纪?#20445;?#25110;者褒奖他打破了帝统界限与成败界限。旧瓶亦可装新酒。如果觉得“本纪”之名依旧陈腐,不妨改名“朝纪?#20445;?#25110;“顺治纪?#34180;ⅰ?#24247;熙纪?#20445;?#25353;一朝一纪。各纪并不妨碍填充事关社会变迁与民众动向的其他要事。“载纪”内容可以编入其中,以免重?#30784;?#22914;果用编年式的大?#24405;切问?#20195;替“本纪?#20445;?#20284;无必要。因为“本纪”原本就属于编年体,即便是新编的大?#24405;牽?#24656;怕也不能离开有清一代十朝帝王的起止活动为线索。当代史学研究者似应有充分的理由与条件展示更多的学术包容性,与自身求真功效的相对性理念保持一致。否则,关于体裁的争论就容易流于意气之争。

        

        图、表、志等部的内容可望根据已有的专题研究成果、新的资料与?#38469;?#25163;段而大加补充。关于天文志、灾异志等篇什,新编清史不必完全废弃《清史稿》,已有的资料应尽量保存备查,?#23454;?#22635;补所阙,尽力确保新编清史在资料上超过旧编。倘若用科学主义的姿态鄙视和?#25105;?#33293;弃?#25215;?#22312;今天看来不合时宜甚至十分荒谬的现象与人事,则终究与求真无涉。任?#25105;?#37096;史书写成“当代史”之日,便是被明日的“当代史”取代之时。如此代来代去,宁有?#23383;梗?

        

        人的活动毕竟属于历史的主体,篇幅最大的仍将是列传。后世研究者秉?#20889;?#31179;?#21490;ǎ?#24182;且推而广之,在褒贬清代人物、作?#20934;?#23450;性、功过定量等方面投入精力颇多,追求终极真理式的所谓盖棺定论,近乎不厌其烦,似已养成臧否人物之嗜好。及至回头检视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论著,可知废话最多的偏偏是那些曾经热闹非凡的定性?#27835;?#19982;价值评判,最经久耐用的还是那些平淡无奇的事?#23548;窃兀?#20107;实果真胜于雄辩。个中教训,弥足珍视。

        

        新编清史不是关于清史的大拼盘,不是资料丛书加研究丛书之和,溶纪传体与章节体于一炉的所谓综合体亦大可不必。倘若将?#34892;?#22841;议的数百万言“通史”内容纳入“正史?#20445;?#19981;仅容易掺杂编者的主观色彩,削弱新编清史的生命力,而且在体裁上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不啻把清史作为研究丛书来编,行同节外生枝,难免引发纷争与诟病。这是因为,既然政府之于清史园地可以这样投入,宋明、隋唐、秦汉等领域岂非亦可重来,怎能厚此薄彼?一旦都来申请“重修?#20445;?#23682;非没完没了?

        

        清史编撰者所面临的两难抉择还很多。例如,既要把浩如烟海的清史档案文献资料遴选出来,从容不迫地证实与证?#20445;?#20351;新编清史建立在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24076;?#21448;要按照国家重点工程的预算计划,于10年之内如期“竣工?#20445;?#36895;则难达,缓则不允;既要尽量向学术自由的国际规则靠拢,使学术超然于政治,淡化甚至摒弃“正史”观念,凸显个性,?#36136;?#24517;在官督民修的“正史”工程中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兼顾多方,强化共性;既要考虑二十四史的整体篇幅与各史篇幅,限制所编字数,又要兼顾清代一朝的历史资料与历史内涵空前丰富的特点,扩充篇幅;既要考虑到二十四史与清朝历史与文献本身的基本特征,尽量用?#38590;?#25991;去书写,?#20013;?#23562;重当代国学基础已今非昔比的现实条件——无论是面壁有年的作者们,还是程度不一的快餐式读者?#28023;?#27605;竟?#38469;?#20208;仗五四前贤所呼唤的白话文而批发出来的。若用白话文去从?#30001;臁?#20108;十四史?#20445;?#21464;更有清一代那些原本简明扼要和优美得体的官书与私函 ,不仅徒增篇幅,而且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如果强行要求用?#38590;?#25991;去书写,却不仅为绝大多数编者望而却步,也会使读者觉?#27809;?#31293;,徒遭舆论围攻。凡此种种,?#38469;?#24038;右为难。皇权当道时,一言钦定即可,谁敢勇发道?#28798;?#23460;之议?如今学术主体日趋独立,学术思想如天马行空,活力?#35748;裕?#32622;身于信息时代,众口更难调和。面对诸多两难抉择,就难免顾此失彼。

        

         两难归两难,超越也不难。前人的国学根基与敬业精神?#20504;恢两?#20351;人无法漠视《清史稿》的存在,而今日修史的诸多学术优势与便利毕竟是前人难望项背的。例如,俯瞰古今中外的历史变迁,史学主体的宏观把握与学术洞察力似应强于前人,此其一;其二,资料储备比以往更充分,研究手?#35859;?#20174;前更便捷;其三,清史研究已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而且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学术基础之厚实,多方人力之调配,可望盛况空前。

        

        据说,清史编撰工程已经不可逆转地开?#35745;?#21160;着。站在赵尔巽等人的肩膀?#24076;?#20139;受现代工业文明与信息革命的优越性,新编清史的资料价值与学术水准将在整体上超过《清史稿》,那大概是可以做到的。至于能超越到?#35009;?#31243;度,能达到多高的水准,也许既取决于编者解读档案文献资料与伏案撰写的潜心投入能达到?#35009;?#31243;度,也取决于价值评判的语言习惯能限制到?#35009;?#31243;度,以及历史解释的主观性、学术词汇的现代性与随意性等能限制到?#35009;?#31243;度。我个?#24605;?#19981;对新编清史抱过高的期望,不指望它能解决所有关于清史的知识问题与学术问题,但真?#31995;?#24076;望清史编撰工程能迅速成为打破资料壁垒的契机,让有关档案文献资料尽快清册上网,实现资源共享,使中华学术切实成为“天下之公器?#34180;?#25105;们有理由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切实投入,抵御日趋?#33268;?#30340;浮躁学风,清史编撰工程定将如期完成,能以衔接二十四史的一项学术文化成果,特别是作为构筑清史研究新起点的基础工程载入史册。

        

        选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03年5月29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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