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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大力:什么是中国边疆的基本特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1 次 更新时间:2019-04-12 00:26:30

      进入专题: 中国边疆   中国民族关系  

      姚大力  

         摘要:本文从中国的“边疆”到底有多大的问题说起,揭示出中国边疆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民族性。基于中国边疆的极大一部分属于内陆亚洲的地理范围这一事实,本文进而提出,中国边疆的民族属性又在很大程度上体?#27835;?#20869;亚性诸特征。因此在界定何谓中国时,绝不能忽?#38405;?#20122;诸元素在其中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中国边疆;中国民族关系;内陆亚洲

        

         一、

        

         “边疆”的概念不同于作为线的边界,也不同于指称濒临边界线的幅员有限的边境。习惯上使用的“边疆省份?#20445;?#24847;指含有边疆地区的省份或自治区,但“省份”仍不能与“边疆”两相等同。那么,边疆到底应该有多大?

         “边疆”一语,极少见于先秦两汉文献,且有时用指“四邻?#20445;?#32780;与其今义相殊[1]。此后?#20040;?#20351;用渐广。尽管在国家治理的?#23548;什?#20316;层面无法回避“边疆”存在的现实,但在观念层面上,大一统的“天朝”无远弗届。所以?#35789;?#22312;“边疆”一词已成为古代汉语流行语汇之后,讲述典制沿革之传统史书,仍多以“边防”或“四裔”为目。《册府元龟》则以“外臣”称之。清儒说,“马氏‘通考’之‘四裔’,即杜氏‘通典’之‘边防’。名异实同,皆叙华夏边裔之事也”[2]。然“边防门所载,多数万里外重译乃通之国,亦有仅传其名、不通朝贡者。既不临边,亦无事于防。题曰‘边防’,名实亦舛”[3]。?#30465;?#21476;今?#38469;?#38598;成》将相关篇名改易为“边裔?#34180;?

         在中国以一国统制“天下”的观念中,凡属非华夏者皆为其“边裔?#20445;?#22240;而中国于华夏之外再无另一边界可言。故今日意义上的边疆,须在一个规模远大于华夏、?#20013;?#20110;“天下”的“中国”与其四邻界分判然之后,才会因中国境内有别于府县所辖之华夏的“边裔”与国界以外的“边裔”之间的归属区别而突显出来。于是边疆也就不能不主要以其民族或族裔的属性?#20174;?#20197;界定。这样的边疆概念,要到晚清?#35762;?#36880;渐成熟。

         清朝简任地方官员,把流官职缺区?#27835;?#20869;地?#25226;?#30260;并各边疆”两大类。以?#25226;?#30260;并各边疆”冠名者,是指其管理幅员覆盖了、乃?#20004;?#37051;于“各省苗疆、边疆、海疆、烟瘴?#20445;?#25110;曰“边疆、海疆、夷疆、苗疆?#25226;?#30260;”的厅州县,甚或作为統县政区的府。?#20351;?#20041;的边疆可用以指代苗疆、夷疆、海疆、狭义边疆等诸多义项[4]。其中所谓苗疆,主要位于湖南、广西辖区(也兼及四川和粤西少数地区)内远离府县治理下之“民地”的“重岡复岭、密箐丛篁?#20445;?#37027;里是苗瑶语等人群“巢穴”之所在[5]。所?#25581;?#30086;,除用于泛指外,往往特指川滇黔政权控制所及之边缘地带的彝语系人群居地。苗疆和夷疆内大大小小的?#20102;?#21508;部,皆属于“边防”部署的对象;然而它们大都分布在内地各省份交界处的偏远区域,并不真正濒临国家边界线。所以在清人观念中并不把苗疆、夷疆等视同狭义的边疆。可以认为,它们具?#23567;?#20869;部边疆”的性?#30465;?#23646;于内部边疆者,还应当包括羌、壮、侗等非临边族群的?#20102;?#21508;部[6]。所?#38405;?#37096;边疆就是府厅州县辖境内的诸多非临边?#20102;尽?#23427;们虽然多位于“内地十八省”的境域之内,却仍与真正的“内地”存在很大差别。

         与构成“内部边疆”的非临边?#20102;?#21508;部相对应,当然还存在为数不少濒临国家边界的?#20102;尽?#23427;们就属于清代官书中狭义边疆,也就是“外部边疆”的范围。不过狭义边疆或外部边疆又远不止以临边?#20102;?#30340;?#38382;?#23384;在。它还包含着内地十八省之外的一大片国土。其中最显赫的是被列入“外藩”的内蒙古六盟、外四盟蒙古各部、青海蒙古、伊犁将军所部蒙古等。哈密、吐鲁番的回部,曾享有与外藩几乎同等的待遇[7]。西藏、南疆各回部、川西各番部虽从未被视为“外藩?#20445;?#20294;在中央,仍由参办外藩诸部事务的理藩院负责署理其地政令[8],故理应归入外部边疆。所以外部边疆由外藩、地位颇低于外藩的临边?#20102;?#21508;部,以及处于此二者之间的西藏、南疆各部等构成。黑龙江、吉林、奉天(辽宁)虽在清末改设行省,但总体上?#21592;?#30475;作是狭义边疆的一部分。

         除内、外札萨克蒙古相对于“内八旗”而?#21592;?#31216;为“外藩?#20445;?#28165;代官私文献也经常在非常宽泛的含义上使用?#20040;省?#35199;域平定后入附清朝的左右哈萨克、布鲁特(即吉尔吉斯)、巴达克山、浩罕、博罗尔(即唐代大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等部,就被乾隆认为“俱属外藩?#20445;?#20134;称“新附外藩”[9]。他甚至把朝鲜也“?#24615;?#22806;藩”[10]。而所谓“外藩诸贡,梯山航海,不可殚记”[11],其所指就更带广延性了。惟若考其用语,满语官方文献称内地行省为“外部地区?#20445;╰ulergi golo),?#20174;?#20140;师以及直隶省相区别的“外省?#20445;?#32780;上述同一语词tulergi golo在“理藩院”的满文名称(tulergi golo-bi dasara jurgan,译言“对外部地区[从事]治理的部门?#20445;?#37324;又被汉译为“外藩?#34180;?#21487;见清代将它统治下的土地人民?#27835;?#20869;藩、外藩和内地十八省,是汉文化影响下的结果。但是“外藩”在语义上的含糊性,在清朝受西方列强驱逼而被迫进入国际条约体系之时,就变得更有加以澄清的必要了。在晚清人如龚自珍、魏源、何秋涛等人的著述里,往往把内外札萨克蒙古等由“外藩”改称“内藩?#20445;?#32780;将前者移用于清朝国境外的“朝贡诸国?#34180;?#26377;时连“鄂罗斯?#26412;?#28982;也被纳入“外藩”范围[12]。

         正是遵循着上述趋势,清末民国时人陈澹然分述中国“军势?#20445;?#25226;京师?#31508;?#20197;外之地?#27835;?#20869;藩?#34180;ⅰ?#20869;属”和“外藩”三部分。他说的“外藩?#20445;?#30456;当于“一统?#23613;?#37324;的“朝贡各国?#20445;?#20063;就是清版图之外的各邻国。他说的内藩,含“内外诸蒙古、西藏诸番、青海诸番、贺兰诸部、伊犁诸部、木?#35760;?#29405;?#20445;?#22823;体相当于除南疆回部外的理藩院所管各地域及其人?#28023;?#21253;括原来称为“外藩”的蒙古各部,再加上被编入旗制的察哈尔部和未封授札萨克藩主的土默特蒙古。此所谓内藩,实际等于略加扩大的从前“外藩”的概念。他说的内属,指“东三省诸部?#20102;尽?#22238;部、番黎”等。他以?#20102;?#26469;范围“内属?#20445;?#22240;此特地补充说:“回部大小伯克,无异?#20102;尽?#20081;定后夺其权,与改土归流无异”[13]。东三省本无?#20102;?#24314;制,惟边境各部,被官修“一统?#23613;笔?#20026;“内属?#20445;?#36825;大概是?#24230;?#21046;》的依据所在[14],虽然二者使用“内属”一词的本意不太一样。被赋予新义的“外藩”一词,与依然为官方所采用的旧日意义上的“外藩”并行,遂使今人很容易在清代“外藩?#26412;?#31455;谓何的问题上产生疑惑。

         被?#24230;?#21046;》纳入“内藩”和“内属”的地域,在清朝都未采用府县建制的治理体制。这是二者之不同于内地十八省的共同之处。“内藩”全属外部边疆,“内属”则外部边疆与内部边疆兼而有之。直到清代末,“内属”各?#20102;?#20013;“……未归流者,四川凡四十有八,云南凡二十有一,贵州凡六十有二,广西凡三十有三”[15]。

         若借陈澹然的用语来表述,那么当代中国的边疆,就是从晚清的“内藩”以及“内属”中的临边?#20102;?#22320;区演化而来的。由此可知,中国的民族地区未必都是边疆,但大凡边疆,却总是民族聚居地区。

        

         二、

        

         有人说,中国边疆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主权特征,即它属于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0340;?#22269;边疆是某国领土的一部分,只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表述。主权性是一国边疆与其国土中非边疆部分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辨别边疆之所以不同于非边疆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

         中国语境中的边疆,在西语里很难找到?#40092;?#30340;对译词。它不是borderland或border area,也不是特纳所描述的美国之?#20998;?#31227;民在美洲大陆不断西进的运动中所遭遇的frontiers。根据他的见解,正是从上述边疆地区,亦即定居文明和野性的蒙昧互相交汇之处,蕴育出一种完全不同于?#20998;?#20256;统的美国精神,因而使那里成为美国化进程最快速和最?#34892;?#30340;前沿线。中国语境里的边疆,也不能全然等同于吉登斯仅以传统国家权力中心所能施予的管治力相对弱化的边远地区来定义的frontier。他指出,“?#21738;?#28023;洋、山链、沼泽或湿地、河网水域以及森林,都曾形成过传统国家的frontier”[16]。值得注意的是,特纳?#22270;?#30331;斯所论述的边疆,都是注定要消失在现代国家中的历史?#24405;!?#24403;西进运动终止在北美太平洋沿岸之时,美国本土即已不再有边疆的存在。吉登斯更明?#20998;?#20986;,他所定义的frontier只适合于传统国家,故随着传统国家向行政实施范围与其领土边界完全相对应的民族国家转型,frontiers于是也因最终被边界(borders)所取代而不复存在。吉登斯在他的上述著作中强调了民族-国家(由民族而形成国家)与后殖民时代的“国家-民族?#20445;?#30001;国家而形成民族,尤以黑非洲地区之诸多现代国家为显例)之间的重大区别。同时他也注意到,?#35789;?#20687;英、法这样的“古典民族国家?#20445;?#34429;然经常被人们当作民族与国家?#20132;?#37325;合的例证,其实也都不属于语言和文化上完全同一的疆域。甚?#20102;?#20063;已指出一国内部的“边缘民族主义”意识,可能在与民族国家降生的同时又从内部刺激出分道扬镳的、互相?#31908;?#30340;各种民族主义。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只是?#36873;?#27665;族”定义为隶属于某个对全部疆域实施无差别的均衡的治理体制之下的全体国民。所以正如其所言,他的这部书几乎没有讨论一国内部的民族主义运动或族裔运动。

         现代主权国家的整合无疑有力地推进了国与国之间线性边界的形成。但它与上述整合是否应当、乃至能否做得到通过均质化路径来完全消弭原先存在于国家内部的frontiers,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借用高度通约化的“弱控制”概念来描述边疆特征,很可能会遮蔽我们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弱控制从事更进一步分辨的意识:它可能是一种有待改善的非正常?#21050;?#20294;?#37096;?#33021;是由一种非均衡的国家治理体制有意向地方让渡某些治权所导?#38534;?#36808;克尔•赫克托(Michael Hechter)在他的名著《内殖民主义:不列颠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凯尔特边地,1536-1966》(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里,将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称为英国的“凯尔特边地?#20445;–eltic Fringe)。这个?#39318;?#37324;的fringe,原意是指“相对于主体部分而被认为是外缘的、遥远的,或次要的部分?#20445;?#23427;在?#20040;首?#20013;的意思,则与汉语“边疆”的含义庶几近之。因为凯尔特之所以成为“边地?#20445;?#27491;在于它的特殊民族属性。

         大概是追随着吉登斯的界定,边疆的意思?#36129;?#21478;一些学者完全泛化为权力中?#30446;?#21046;薄弱的地区。这种把边疆含义隐喻化的做法并不可取。1960年代的?#26412;┦形?#26366;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那么,这个被认为?#23736;?#31435;”于中央的?#26412;?#20035;至数年前的重庆,难道?#37096;梢员?#35828;成是当日中国的“边疆”吗?

         中国版图构成的上述特征,与中国的形成所经历的漫长历史之路密不可分。“中国”的概念源出华夏。华夏孕育了“中国?#20445;?#21448;被不断扩大的“中国”所超越。中国扩大的过程,是诸夏—华夏扩大其生存空间的过程。同时它又是中国超越了华夏生存空间(汉文明人群所居住之历史家园),从而演化出一个“大中国”的过程。随着“大中国”疆域的最终确立,才产生出要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与其外部世界之间加以界分的明确意识。这时所谓边疆,因而也就被明白定位于中国之内、华夏(亦即汉文明地区)以外的“四裔”所?#21448;?#22320;。就其具体地理空间而言,它相当于中国全部疆域与其中的汉文明覆盖区之间不相重叠的那一大片地域。

      因此,中国性也必然要含蕴汉文明之外的其他元素;中国文明应当是一个?#35789;?#30340;概念,是一个多元文明交相辉映的结合体;这是一个无须改变、不可能改变、也根本不应该试图加以改变的事实;被汉文明之外其他民族或族群的文明或文化所覆盖,是中国边疆最主要和最鲜明的属性。离开民族性谈中国边疆的特性,就会使讨论变得根本抓不住要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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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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