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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锋:君道再还:钱穆宪制思维中的元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2019-04-10 00:19:32

      进入专题: 君道   钱穆   宪制   政民一体  

      任锋  
      皇帝“是?#36824;?#20043;元首;皇帝太不像样了,其他一切官,会连带不像样?#20445;?#30343;帝的体统尊严不如宰相,也易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猜嫌…这样才把政府尊严、皇帝尊严渐渐提起,渐渐恢复了”。61此处,“体统尊严”“政府尊严?#31508;?#21017;是宪制政体内部一种结构性的道德力量。另外,相权所代表的官僚制度内部强调分工合作,“相互和合,融为一体?#20445;?#20063;与西方分权制衡意思不同。62《论元首制度》规定总统任命五院院长,居上衡平联络,垂范通达,同时五?#21512;?#22269;会负责,避免传统上君权压制相权的法弊,也是着眼于形成类似于传统君相之间的相维与相制。

         概言之,钱穆从中国政治传统中提炼出政民一体、君相一体的体制原理,其用意在于强调中国政治思维自?#24615;?#33268;,推崇政治力量与民众的融合,在大公基础上形成民众的代表,并在治理?#23548;?#20013;分工合作,讲求政制机理的混合共治。一体论的思维逻辑与单一政体论、政体中心主义的现代理念显然并不合辙。这又涉及钱穆所注重的政治过程中的治人主体,即政治家的要素价值。

        

        

        

         钱穆的宪制思维,以政民一体为精神基调,希望在元首、国民大会与五院之间形成一个衡平妥帖的政制结构。这个模式其实对于政治主体的素养有较高要求,代表了一个现代理想类型。钱穆在《政学私言》中收录了?#26174;?#21457;表的《政治家与政治风度》一文,就体现出这层意思。他围绕人与法、政治家与民众的关系提出深入阐发,提醒我们注意元首职分的另一面。

         钱穆谈到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政治观念为之一变,“醉心于西方所谓‘民主’与‘共和’之理论,而误解其意义。以为政治?#30343;?#22810;数群众的事,?#30343;?#31038;团党派的事,而没有注意到其领袖人物之培养与爱护”。63政治?#23548;?#20026;公为民,甚或强调主权在民,而其展开又往往倚赖少数人的先发先行,这是政治过程内在的两面。钱穆提醒我们,这一点由于现代革命?#38498;?#23545;于民众力量的尊崇更容易被遮蔽、被扭曲。民权高涨,使人们以为现代政治?#30343;?#32452;党与革命,民众政治参与是唯一形式。“政治事业,自身含有一种矛盾性。因政治事业到底为一种社团与群众事业,而主持政治领导政治者,又断不可?#20877;?#20110;群众之伍,自封于社团之内。故大政治家必当先有高远之理想,与独特之自负。再换一面言之,政治事业,乃彻底的一种英雄领袖的事业”。64?#35789;?#26159;人民主权的为公事业,也离不开领导者,无法回避领导权问题。钱穆论述元首,反复强调其超然于政党、国会、五院,即出于这一见地。

         而如何理解领袖、元首之类的政治家,他们在政治?#23548;?#20013;的角色地位及其与民众的关系,尤其值得共和时代的人民思忖。钱穆特拈出政治家与政治风度来阐释己见。

         对于政治家?#27492;擔?#25919;才政绩固然宝贵,政治风度更为重要。钱穆解释:“‘风’者乃指一种‘风力’,‘度’则指一种‘格度’。风力者,如风之遇物,披拂感动,当者皆靡。格度则如寸矩标尺,万物不齐,得之为检校而自归于齐。”政治家风度对于其周围人事环境,可以“感靡伦类,规范侪偶?#20445;?#20854;影响潜力能促成一时政治群体之风度。它是一种来自于平日言行事为而互动积累形成的风气礼俗,势必蕴涵着无法完全明言或规则化的政治活力(“默?#20445;?#20247;籁成风,积寸成度?#20445;?#23458;观存在而不显明表示,群力所凝,可以?#20013;?#21457;展,影响达于数十年以至数世。65在?#23548;?#21382;史中,开?#35789;?#25104;,自创一个局面,形成一定时期的特殊风格,而被历史?#39029;?#20026;一个“新时代”。66

         从政治风度的角度来看政治?#23548;?#27492;领袖与主导而为一大政治家,则其风力之所感靡,格度之所检正,常使此一群体一社团同时响应,有不自然而然者,遂以形成?#36824;?#26377;之趋势,与共认之局面。惟如此,乃始得谓政治事业之完成”。67如果领导者、元首自身没有风度,“非出本原?#20445;?#20165;仅凭借权位驱使,则难以形成民众的真正响应,事?#30340;?#25104;或难持久。

         政治家风度是一?#27835;?#24418;才能,也是政治共同体一种不可计量的功业。其来源,在于政治家的精神与内心,“其德性之所发露,学养之所辉照,断断非凭借地位权力以争显其才能功绩于一时者所能相提并论”。68这揭示了元首职分中尊严以外的活力一面,是引导群体在政治事业中前行的乾道力量(“首出庶物?#20445;?

         钱穆仍然依据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王者与名臣?#20174;?#20197;例解,如宋神宗与王安石、司马光,唐太宗与房、杜、魏、王,以及秦皇、?#20309;洹?#26126;太祖等人。撮要言之,宋神宗政绩并不算卓著,然而钱穆首推其政治风度之伟大,在于礼敬荆公而抱有高远理想与热忱,对于司马光与王安石能同时推敬厚容,更显胸襟之宽广。唐太宗政治风度不在于其才能的允文允武、功业炳赫,而在于其能转换一时风气,凝聚成了一个英杰群出的政府集团。秦始皇开创大一统新局面,伟业不朽,其政治风度甚恢劲,缺陷在于暴与?#33606;?#21151;成志满,不免于得。?#20309;?#24093;首创文治政府之格局,武功大有贡献于中华,但比起唐太宗,政治风度之不足在于不能形?#19978;?#33021;协力的政府,?#21512;?#26080;大?#27982;?#33251;,自身有文人奢纵之病,不能亲贤受谏。明太祖风度广劲,树立明代三百年风气,缺憾在于骄暴,废宰相,行廷杖。另外,汉文帝仁慈首推,而道家退婴之气,阴柔玄墨,与大政治家高明大气?#26377;?#30340;风度尚有距离。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20445;?#27010;括了大政治家应有之风度。总之,仅有政才政绩,而没有政德,不足为政治家,不算有政治家风度。

         这里有一点需分辨。上节所谓元首不任事,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虚君无为,没有实质权能。不任事主要是指元首不介入、干预到一般具体性治理中去,而在整体宪制结构中,自有其关键权能。元首尊严,?#28909;?#35465;或象征要厚,与单纯的机构权力又不同类。如发布重大政令,虽由院部?#31508;穡?#20294;元首对于决策的参与以不同形式客观存在,实际上考验其政治协商与决?#31995;?#21508;项领导力;任命政治首长,更需要元首有知人用人的政治智慧。而对于治人与治法的把握,如何“尊才而逊法,务求容人之才,使得宽深自尽于我法度之中?#20445;?#20351;贤者在位而实现善治,避免守法害才、困法自败赏罚,也是元首总握政纲、激励治人的大职责。69另外,元首须有处理大事变的决断能力,涉及发布紧急命令权这种独裁权力。70结合钱穆对于民国元首的评价,如创立民国、让位讲和、北伐抗日,都需要政治家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德能,可知其宪制职分绝非“虚君”“无为”所能限。71元首所需要的君道,是一种领导参与宪制生成的机体活力,燮理并守护宪制结构,不屈服于各种激情和众意(道揆),在具体?#26041;?#21017;选贤与能、不任事责(法守)。72这种元首论突显了职分论的政德涵义,强调对于政治风气和精神的凝聚提升,这比单纯关注权力论的视角更为广大深沉。73

         政治家理想的风力与格度,在尊贤与容众。理想政治家“首?#24330;?#30524;在其集团,与相从共事之政府”。大政治家有高远理想和独特自负,“而其笃实光辉处,则在其能屈抑自己的英武,而返身回到群众集团里?#20445;?#26368;大的政治家,自己不见才能,而?#21512;录?#25165;能。自己不见功业,而?#21512;?#25104;功业”。74子曰:“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20445;?#38065;穆引以?#24471;?#36825;是最高境界的政治家风度。在最不具有大众民主意味的一人职分中,吊诡性地集中寄寓了尊重公共宪制精神的统治权能,这也许是元首制度作为共和宪法之拱顶的奥妙。敬天取则,为公为民,而非炫耀一己之才效,放纵一己激情,是元首政治家的德性要求。

         政治是英雄领袖的事业,同时也“属之平民与群众?#20445;?5需要“返身回到群众集团里”。这一点提醒我们注意新君道的现代意味,摆脱世袭君主制后,这愈发突显来自民众、返回民众的历史大势。这是基于群众集团的新君道。现代新元首背后是涌自于群众集团的活跃政治家群体,代表了数千年来中国平民化社会结构中趋于强化的民众创制意志。民群所归而为君,在共和体制下更显其精神。76《论元首制度》提供了现代宪制下新君主的极简理想型,为现代元首制进行了保守化洗礼。而在这种洗礼中,时代新精神、共和气息也萦绕其间。77政民一体之中,元首、国会与五院分别代表了民权的三个成分,领导权(或曰统治权)、民主与精英政治家要素,历史?#23548;?#21183;必滋生更为辩证混和的繁复形态。78

         由于明清专制,中国六百年来缺少理想的政治家,“有奴才,无大臣。有官吏,无政治家”。79共和革命以来,“国人对于政治只注视到制度与理论,而忽略了人物。其对人物,又一向重视其才能与功绩,而忽略了风度”。80?#23548;?#25919;治中,政治人物缺乏政治风度,?#24674;?#26435;?#34109;皇疲?#25919;治事业可想而知。

         钱穆特别提示,“要说到政治风度,其后面又牵涉及整个文化系统”。《政治家与政治风度》于此收笔,未详言。考诸钱氏学思,对于政治家及其风度养成,最重要的应属政学、政教传统。如其所论,“中国之学风,乃中国文化传统之大意义所在?#20445;?#20013;国政与学合,西方政与学分,此亦中西文化相异一大端?#20445;?#20013;国自古为一统之大国,政统于上,学统于下?#20445;?#21487;概曰“政必尊学,学必通政”。81这在政治上形成钱穆所谓的学人政治、学治,政治主体必求重道好学,政治权力因此更显学术化,而力求超越于强力、财货资本等外在因素的制约。秦皇?#20309;?#31561;君王元首,自身本就重学,而汉?#38498;?#22763;人政府将政学相维精神贯彻到了政制结构中。82“中国政学合。秦汉?#38901;攏?#25919;治以学术为向导,全体政治人?#20445;?#33258;宰相?#38901;攏?#30342;出于学”。83在君主世袭的体制下,学人任相成为原则;按此逻辑,共和体制下的元首,虽以德望和政务阅历为资格,尊严出于德能,也必体?#31181;?#36947;好学之传统精神。钱穆论五权宪法时特揭“道统与治统”一目,强调道统是治统所由,是学术、思想与言论自由之根源,确保后者?#30343;?#20826;派门户与资本权力的桎梏,此是政教重于政法之要义。元首制度作为宪法结构的顶端,政民一体和政学相维于此汇合,与其底座的国民大会一样,都内嵌于尊崇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宪制框架中。

         在一个具有?#20973;?#25991;明传统的政治共同体中,元首价值不仅在政治事业,也在文化事业;不仅在当身,也需观其身后。尤其在晚清以?#35789;?#36947;人心大乱的大转型时代,守护民族精神,贞定立国命脉,在宪制精神与体制上如孙中山一样善于继承传统、汲取现代精华,是钱穆提醒世人理解元首历史角色(“史统?#20445;?#30340;重要维度。

         在评价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时,钱穆指出,学校在野是学统道统的发源地,这一点最能表达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宗旨,且能补充五权宪法之不足,“学校则当为实施训政之重要场所”。培养贤能,寄托公论,也合乎现代民主的大趋势。于训政中培养人民政治能力,是国家结构实现宪制转型的关键条件。?#24615;?#20849;同体道统学统的学校代表了寻求现代精神共识的训政催化力量,凸显出政治集体意志与激情的凝聚,在现实政治中如何与国家体制形成结合,是理解中国宪制转型的重要线索。84

         在政体革命之后,如何确保国家政治体的稳定团结与?#20013;?#21457;展,这是钱穆元首论所触及的根本秩序问题。共和鼎革把宪制从君主传统中解放出来,却也形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迷思和盲区,即不能正视或重?#29992;?#20027;政体中的元首问题。钱穆在民国时期的元首论,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拨反,在大国宪制的构成层面强调传统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基本?#26377;?#24615;,其视野和资源的独到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在民主当令的时代重视元首制度、在制度政体崇拜的时代重视领袖人物、在大众参与的时代重视少数人、在唯才能政绩的时代重视政治德行,这一系列?#27492;?#21453;潮流的思绪显示出中国政治思维的辩证守中。相比流行思维纷纷唯西方模式是瞻,钱穆引导我们将目光转移到中国政治传统的丰?#30343;?#37326;。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同类政治思考中,钱穆的洞见为我们思考现代中国难题提供了“接着讲”的重要线索。85

      围绕五权宪法理论,钱穆呼吁世人重视?#20973;?#21382;史经验中形成的传统宪制模式,强调长治久安依赖于政民一体的宪制衡平精神。86他?#38901;?#20195;中国宪制的展望,一方面接纳代表世界文明潮流的新因子,另一方面更注重贴合传统宪制的精义,尤其在政制结构上强调元首制度的超然、与国会和五院的相维。这是一种以传统宪制为本位并加以损益的新传统思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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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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